从明史来看当时李自成破宣府和大同以后，布声了一道讨明檄文，其中的一句——“君非甚黯，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尽管李自成说“君非甚黯”——皇帝并不坏，朱由检还是颁布了一道“罪己诏”，深刻地为国家危亡而检讨，一再声称都是朕的过错。他的本意是想凝聚日趋涣散的民心，挽狂澜于既倒。可惜的是事已至此，空话已经于事无补了。

崇祯皇帝随后第一次想到南迁，并召见了附马都尉巩永固，巩永固也极力表示赞同——理由是“宣大已失，京师实不能在守，闯逆兵峰朝夕将至矣”。

随后左中允李明睿也上书皇帝“南迁”，但是遭到内阁首辅陈演，兵科给事中光时亨的极力反对。崇祯无奈从他后面回复给李明睿的奏折中可以看出——“汝意与朕合，但外边诸臣不从，奈何？”。

都察御使李邦华是支持李明睿的，他写给皇帝的秘密奏疏，提出折中方案，派遣太子“南迁”，把南京作为陪都，留下一条退路，维系民众的希望。朱由检看了他的奏疏，赞叹不已，兴奋得绕着宫殿踱步，把奏折揉烂了还不放手——这应该是他第二次有了南迁的想法。但是他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立即召见了陈演，对他说：李邦华说得对！不过陈演是坚决反对“南迁”的，他故意向外透露了这个消息，并且鼓动言官猛烈抨击“南迁”的主张。

言官的猛烈抨击让崇祯皇帝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他临终曾说“文官皆可杀”，估计就是来源于此——立场发生变化，随后做出一个决定：死守北京——这个绝对不是他的本意——理由是：如果朕一人单独而去，宗庙社稷怎么办？陵寝怎么办？京师百万生灵怎么办？国君与社稷同生死，就道义的正统。而内阁这时也出了一折中的方案——让太子去南京监国。该方案被崇祯否决。他认为太子太小不足于服众，事实上南明的发展证明他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如果他不去南京，让太子去是没什么效果的！

崇祯皇帝“南迁”问题上，前后判若两人，实在是身不由已，关键在于内阁坚决反对。陈演也有压力，不得不乞求辞职。崇祯帝在罢免他的前一天，对陈演说了这样一句这样的的话：“朕不要做，先生偏要做；朕要做，先生偏不要做。”对这位首辅的消极辅政，显得无可奈何。所谓“朕要做，先生偏不要做”的事，就是“南迁”。继任的内阁首辅魏藻德，更加老奸巨滑，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对“南迁”不置可否。当巩永固、项煜提议“南迁”时，他都在场，始终一言不发，用沉默来表示委婉的否定。使得崇祯感到孤立无援，在龙椅上身舒足，仰天长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