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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登上了中国书法艺术的第一座高峰。公元303年，王羲之出生于西晋末年的琅琊临沂县（今临沂市）的一个名门望族。王氏家族是当时“王、谢、郗、庚”四大家族中的第一大族，其家庭地位显赫，世代为官。王氏家族名人辈出，堪称代代书香和“书法世家”。王羲之5岁随家族过江入住建邺（今南京），不久父亲失踪。年幼的羲之虽身在名门大族，却“不蒙过庭之训，母兄鞠育，得渐庶风”。7岁随女书法家卫夫人学书，并结识了众多文化名人，博览了秦汉以来的名贴，学习前辈书法大家的书法艺术。他极擅长楷书、行书和草书。他以天才艺术家的勇气和博大胸怀，“兼撮众法，备成一家”，博采秦汉以来篆、隶、楷、行、草等诸体之长，融于自己的书体之中。详察古今精研书理，“总百家之功，极众体之妙”，成功地把楷书和草书结合起来，把书法的实用性和艺术性结合起来，创新了刚劲中正，妍美流变的新书体，达到了书法美的极限。王羲之的楷书虽多为小楷，但放大数倍，结构不散，神采不变，可见下笔准确、稳健，达到了“非以目使，而以神运”的境界。

书圣王羲之（临沂人民广场王羲之雕像）

王羲之树立了行书发展中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王体”书法，行草最为强项。在完成汉字书体演变，真、行、草三体俱备的魏晋时代，王羲之的主要成就和贡献还是表现在行书和草书上。他的行书开宗立派，在行书的定型、美化和完善的发展过程中，承上启下，揭开了新的一页。他所创造的“若断若连、如斜反正”的新体，开一代新风。婉丽多姿、道法自然，风流潇洒，是典型的魏晋风度，为行书的创作树立了美的典范。其代表作有《兰亭序》、《平安帖》、《姨母帖》、《孔侍帖》、《快雪时晴帖》、《得示帖》等，均被后人称之为“神品”。他的出现对我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王羲之的书法创造，受到了极高的赞誉。梁武帝萧衍说：“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李嗣真赞他的行草“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乃“草之圣也”。唐太宗李世民对王羲之推崇备至。据张彦远《法书要录》所载，太宗皇帝所收的羲之真迹有三千六百纸。唐太宗还亲自为王羲之撰写传论。正是由于王羲之的书法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又得到了帝王的尊崇，所以在东晋至唐初的几百年的时间里，可以算“二王”统治的时代。人们崇尚羲之，并极力效法，可算是盛极一时。特别是震古烁今的《兰亭序》被视为行书的圭臬和“天下第一行书”，是书家必学之帖。它那遒美劲健的笔姿，疏朗雅静的字态，从容平和的气息令人望尘莫及。唐太宗对《兰亭序》真迹爱不释手，极为推崇，并被陪葬昭陵。宋代大书法家米芾写诗称赞道：“翰墨风流冠古今，鹅池谁不赏山阴。此书已向昭陵朽，刻石犹能抵万金。”我们今天有幸看到的《兰亭序》诸帖，仅是初唐褚遂良、欧阳询、虞世南、冯承素等几位大家的临摹本。王羲之的草书艺术价值也相当之高，它是在继承和扬弃章草与张芝草书变革过程中而生成的。遒美劲健、线条流畅、沉着痛快，气象万千，所谓“一画之间，变起伏于峰杪；一点之内，殊衄挫于毫芒”。

王羲之是一位伟大的书法革新家。王羲之所处的时代是我国历史上的重大变革时代，所以他的书学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在自述学书经过时说：“余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比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繇、梁鹄书，又之洛下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羲之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这段自述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说明他在学书时走过一段弯路；二是说明他对蒙师卫夫人不满。何以如此呢？卫夫人家学渊源，又传钟繇之法，是当时著名的女书家。王羲之初学于她，且“将谓大能”。这只能说明王羲之当时见识太少，年幼无知。但是卫夫人那种“如插花***，低昂美容”的姿媚书风，并非王羲之的艺术追求。所以当他看到秦***之古迹后便欲改学，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眼界的开拓大大增强了王羲之美的识别能力，他的审美理想远不是卫氏所能满足的，所以他才发生“徒费年月”的感慨。这是他书学道路上一个大的转折点。这个转折正是王羲之大胆革新精神的体现。让前人为自己的创造服务是羲之书学的落脚点。在革新创造精神的指导下，他不是单纯地模仿别人，跟在古人后面亦步亦趋，而是汲取前人的养分去丰富自我的艺术创造，并表现出惊人的创造才能。正如张怀《书断》所论：“然剖析张公之草，而浓纤折衷，乃愧其精熟；损益钟君之隶，虽运用增华，而古雅不逮。至精研体势则无所不工。”由此可见羲之学钟（繇）张（芝），用剖析、增损和精研体势的方法，完全是从新的创造出发，这和盘泥于前人脚下，以模古为能事的庸俗之辈，是多么鲜明的对照。在王羲之以前，汉字书体上承汉魏，已开启今体草、行、楷书的体式，但以钟繇、张芝为代表的书体，尚未脱尽隶意，稚拙古朴。王羲之则顺应书体发展的趋势，引入时代审美意趣，在精研钟、张书体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改革。楷书变横向取式为纵向取式，端庄匀整。行书脱离隶意，欹侧取妍，遒媚紧敛，势巧行密。笔法上中锋侧锋互用，运笔迅疾，便于书写，加强了书体的艺术性和实用性。草书则改章草和作书缓慢、多波挑、笔势不连贯为今草的运笔自由、笔势连贯、减省笔画而不失字形。王羲之不仅完成了汉字书体的定型，而且完成了中国书法艺术变质为妍的重大转变。为丰富自我的艺术创造，王羲之还广泛地从汉魏以来群众的书法作品中汲取有益的养分，把散见于前代和当世的书法作品中的创作性因素集中起来，经过提纯、总结和艺术加工，融合统一在自己新的艺术创造之中，足见他非常善于学习。我们从现在所能见到的汉晋竹木简和帛书中，就可见到和羲之行草书代表作相近的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讲，王羲之又是一个群众书法创造的集大成者。正是由于王羲之能够把从博览所得的秦汉篆隶种种笔法巧妙地融入行草书中去，博览约取，兼撮众法，所以才形成他那个年代的最佳体势，为后代开辟了行书艺术的新天地，达到“贵越神品，古今莫二”（羊欣《笔阵图》）的高度。这正是王羲之书法倍受推崇，被人誉为“书圣”的缘由。

王羲之书法反映了魏晋时代的审美追求。书法艺术风格的形成，取决于自身的审美意识，而审美观念的建立，又直接受到时代风貌的影响和制约。王羲之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但是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所以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在这一时期，新的审美观念和标准的在文人个性自觉的基础上得以确立，古拙浑朴之美向妍丽飘逸转换，各种艺术形式在要求表现自我情志的同时开始追求形式的妍美。文学、书法、绘画等各个领域的一大批极富天才、敢于创新的文学家、艺术家，冲破传统的樊篱，以“画乃吾自画，书乃吾自书”的气概，建立了新的体式法度，开拓出文学艺术的新境界。王羲之是书法领域中最杰出的代表。他自觉地顺应历史的发展趋势和时代的审美艺术，大胆突破了自秦汉以来千余年间的肃穆、庄严、整齐、古拙书风的笼罩，创造了富有神采的“王体”。王羲之是出身于这个时代的名门望族的贵公子，其祖、父辈都是晋史上有名望的贵族和名家。处在讲究门伐的时代，又是政治上当权的贵族子弟，王羲之的审美理想受到时代的制约是毫无疑问的。那个时代的“以形写神”，“墨韵生动”的美学理论和艺术原则，也必然浸透在他的艺术创造之中，这种情况在他的书法代表作《兰亭序》中已经得到了证实，王羲之受道家思想的薰染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他的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不激不厉、不动生色、笔笔有所交待、节奏平和的用笔以及安详潇洒、从容自然的体态，正是反映了道家那种内在的、本质的和精神的美的主观追求。

王羲之的书法对古今中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临摹王羲之的名作或师其笔意自成一家的书法名家有陈隋智永，唐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孙过庭、怀素、张旭，五代杨凝式，宋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元赵孟、鲜于枢、柯九思、明祝允明、文征明、董其昌、黄道周、王铎，清刘墉等。清中叶后包世臣、康有为提倡北碑，一时北碑南贴抗衡于世。但习碑者亦尊崇王羲之包括王献之在内的“二王”书法。王羲之的书法艺术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不仅在国内，而且在海外也受到人们的喜爱和崇拜。日本、韩国及东南亚书家对王羲之一直是顶礼膜拜，奉若神灵。自唐时起王羲之书法作品随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频繁而东渡日本，就对日本书体书风产生了深刻影响，从而有力地促进和推动了日本乃至亚洲书道的发展。至今仍被视若珍宝，研究学习者不绝，而且有相当多的人是写“王书”的高手或研究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