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的概念是相对于中原王朝提出来的，并不带有感情色彩。它实际上是对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一种称谓，是对居住在北方和西北的少数民族的一种泛称，并没有贬义。在我国古代“胡”的说法出现比较早，春秋战国时期，《战国策》中就提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教百姓”。

汉人胡化多是在文化交流中自然发生的，异域文化特有的魅力吸引着汉人。陈寅恪先生在《隋唐政治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向我们展示了“汉人胡化”的诸多表现，如在音乐方面：“唐之胡乐多因于隋，隋之胡乐多传自北齐，而北齐胡乐之盛实由承袭北魏洛阳之胡化所致”，“北齐之宫廷尤其末年最为西域胡化”；在礼仪方面：“(北周)所造车服多参胡制”，“后周之君臣，前此皆胡服”；在都城设计方面：“综合隋代三大技术家……盖其人俱含有西域胡族血统”，“世之称扬隋唐都邑新制归功于胡族”等。

中唐诗人元稹诗云：“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胡人服饰的便利与实用使胡服在中原地区颇为流行，在陕西昭陵唐墓出土的大量陶俑中，有许多窄袖紧身、翻领左衽、腰系革带，脚穿皮靴、头戴“浑脱帽”的妇女形象，就是唐代妇女崇尚胡服的真实写照。唐朝丰富多样的音乐舞蹈，也深受各族文化的影响。太宗时的“十部乐”，包括燕乐、清商、西凉、高丽、扶南、龟兹、疏勒、康国，安国、高昌，除了清商和燕乐，其余八部全来自西域和域外，可谓充满胡音胡调。许多乐器如揭鼓、答腊鼓、空侯、腰鼓、琵琶、五弦等也多来自西域少数民族和域外。来自西域胡人的“胡旋舞”，以其快速的旋转曾盛行于长安。少数民族的饮食文化也别具特色，胡饼、胡炮肉、牛羊肉等逐渐在中原地区推广开来，丰富了中原的饮食文化。游牧生活更为文学增添了新的题材和内容，很多鲜卑语的民歌被翻译成汉语，北朝乐府民歌原多是少数民族鲜卑语歌辞。《乐府诗集》卷二十五《企喻歌辞》说：“《古今乐录》曰：……企喻本北歌。《唐书・乐志》日：北狄乐其可知者鲜卑、吐谷浑、部落稽三国，皆马上乐也。后魏乐府始有北歌，……此歌是燕、魏之际鲜卑歌也。”《敕勒歌》这种曲调动人，悲凉大气的塞上之歌，在中原地区具有强盛的生命力。

正是这种文化的交流融合为中华民族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陈寅恪先生认为：“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