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曾称之为宋明理学，自有其道理。宋明理学与元代儒学和汉唐经学相比，具有新的特点和新的精神。宋明理学的新颖之处，通过一系列具有重要文化和历史价值的鲜活学术精神得到了充分而生动的展现。宋明理学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整体体现。朱思想无疑是这种民族精神的体现，也是当时时代精神的精华。第一寻求理性精神。宋明理学尤其是程朱理学，具有理性主义的特征。宋明理学最接近的学术目标是“拨乱反正”。这一理论不仅是形而上学的本体论，而且是普遍的基础和最深的价值源泉。理学是一种理性主义哲学，寻求理性的精神是其最基本的学术精神。这种追求理性的精神是宋明社会文化思潮和民族精神的显著标志。它体现了中华民族最深刻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内核，以及由这种生活方式和文化内核所转化出来的自觉的人生智慧和价值观。在朱看来理性是事物之“为什么”与行为之“自然”的统一，是先验价值原则与经验秩序的统一。“规范”的终极目标和对这一原则研究的缺失，是在理性原则的指导下从事道德实践，通过道德主体的自觉运作，实现万物存在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第二主体精神。她是立足于中华民族现实的一个文化群体的主体精神。她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关心无止境的文化“正统”，向往“大公”，向往一切圣贤的最高德性。理学通过对理欲、心气双重范畴的细致分析，把人的道德存在、伦理特征和价值尊严提升到宇宙本身的形而上学高度，把人作为宇宙万物的价值主体，抽象地证明了儒家“天地更有价值”的信念。以朱天地为己任，以天地为心，是理学文化主体精神的体现。第三艰苦奋斗的精神。朱澄的苦难精神是指人们在苦难境遇中对人性的伟大和尊严以及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深刻体验。他们通过自身的生命力，努力超越苦难境遇，实现真善美高度和谐的文化心态。面对唐末五代宋初的形势，道德文化和学术思想迫切需要重建社会理想和人格理想以及儒家伦理原则。朱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经济改革。“古为今用，天下太平”的无限责任感和使命感，用心去爱别人、关心别人的无限悲愿，也充满了对未来社会的忧虑，从而把美好的愿望上升为现实的社会理想。第四实践精神。朱不仅强调知识第一，而且强调行动的重要性，坚持“重行动轻知识”。只要走“把事情搞砸”的路线，就一定会达到知行合一的道德境界。但是随着朱成理学的形式化，理学最终把理学当成了追求名利的工具，失去了“思物穷”的实学精神。第五求真精神。朱澄的理学既吸收了佛、道两家的精华，又批判了佛、道两家的学术目的空洞、道家的不足和老庄的无为。朱曾多次表示：“要说明学者的缺点，要以诚待儒”。朱程的理学有其自身的特点，即重心明义，旨在归正第六，道德精神。这是朱成理学道德精神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功利与理想、利益与公德、公与私的冲突中，提升了理想、道德与公的地位，主张公灭私、理性统一欲望。他们将仁、义、礼、智、信等儒家道德规范抽象化、本体化，使之成为“颠扑不破”的价值原则；同时根据这些理想化的原则处理实际的人际关系，提出了“坚持正义原则，消灭人的欲望”的修养标准。这个命题带有禁欲的色彩。但是否认它是完全的禁欲主义是有失偏颇的。这里需要澄清的是：如何区分理性和欲望？救理灭欲的真正意义是什么？朱曾以饮食之道为例，说明理欲分离：“节食者，理也；好吃是必须的，人家要。可以看出它并没有否认饮食男女等人的基本生活需求，而在现实中，理性和摧毁欲望指的是少数奢侈的官员。但是历史的发展往往事与愿违。理欲之争的初衷是为了惩罚和训诫统治者，使其思想端正，有利于社会和谐和道德教育。但事实是统治者顺手接过来了，把理欲之争从圣人功夫的道德修养变成了政治奴役的杀人工具。第七开放精神。朱的哲学不仅思想开放，而且吸收了儒、释、道的长处。比如佛教和老挝思想中有价值的理论、思维方法和逻辑结构图，表现出极大的兼容性和开放性。他不仅可以“合成罗数百代”，没有开放的精神，他也不能“合成罗”。因为他的开放精神，他可以成为科学大师。随着历史的发展，朱的思想背景已经消失，其具体的学术思想和主张也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和价值。但这一思想所蕴含的求真、求实、主体、苦难、实践、道德、开放的生动学术精神，依然深深地存在于民族文化传统中，生长于民族心理结构中。认识和创新朱道学和宋明理学所体现的这些精神，并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和世界发展趋势，是一项意义深远的学术和文化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