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怀故人

　　悼冯至

　　车子直向八宝山驶去。我坐在车里心里说：“君培！这是我最后一次看你了！”——时在一九九三年三月二日下午。这是参加冯至逝世后的告别礼。

　　车的速似乎缓了下来，一拐弯，停了。这前面便是八宝山。见人已到了很多。我在客簿上题了名，取一朵白纸花佩在胸左，随长队缓缓走进礼堂。堂中花圈布满。躯体躺在不甚高的床上，覆以鲜明的国旗。面色几如生时一样红润，头发颇长，头部微微偏向右方，仍似生前一样安详，和蔼。我随大众在一边作了三鞠躬，向前走，转过到左方，见到亲属站在一旁，我便依外国习惯合掌致敬，未尝一一握手，从容走出礼堂了。于是将白花从襟上摘下，置于原处一大筐中。遇了好几位熟识，皆只点点头，没有说话。忍住了眼泪其实也说不出话。时友人有将一束稿件托我看的，接过了插在袋里，也无话。

　　这仿佛是旧习俗，凡吊丧，主人不哭，客人是不应当哭的。哭朋友是人之常情；但古礼是“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即是大致过了一年多，墓上的草出现陈根，便应停止哀伤了。冯至是我的老朋友，我们的交谊始于一九三一年，算来已有六十多年了。中间或离或合，最后一期是自一九七九年以后，我一直在北京，便时常相见。逝去了这位老友，多次我忍住了恸哭，只默默在深静的心思中，祝他永久安息！安息！安息！

　　时流迅速，“小祥”又过了。有朋友多次催促我写点文字纪念他。但多次将心思稍稍集中，提起笔，想了想，不免黯然神伤，又将笔搁下了。事实上他深明中国旧社会和新环境，年龄比我大几岁，而我多年生活在国外，与现代社会颇觉隔膜了。多事只合请问他。曾有颇关时代的文字，初稿便请他看过，他不惮烦将我的文字细加推敲，指出必要修改之处。年来又有些疑义，想到倘和他一商量，必然妥善；但他逝去了。

　　这期间，我见到新出的两本书：一，《冯至传》，周棉撰(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三)。二，《我与冯至》，即其夫人姚可教授著(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入乎《名人之侣回忆丛书》之列，一九九四)。这两本书内容充实，皆是可资为根据之书。前者之文字或者可减少一些，似乎还应编入一《著述总目》。后出则如我所知，皆系“实录”，然文采高华，无溢美，无愧辞。所记之地多我所曾到，所记教授多是我亦曾听其讲课的，虽事过六十多年，因叙述生动，遂感到亲切。可惜此回忆录是自一九二八年写到一九六五年止。最后这二十几年还未曾写。诚希望后来这部叙述能够完成。夫人年高身边有两位同其贤明亦复文采翩翩的女公子，可以口授，记录下来便是好文章。不得已我还可以任校对之役，正如往年一样，几大部稿件详细看过。

　　有了这两本书，冯至的学术与事功，大致读者已可明了，不必友人更加辞费了。虽然仍有些事及其前因后果，亦较有关系的，如我所知，我以为毋妨发表，或者尚有助于今后对此诗人及其创作之较明确的了解。

　　于此，当记起五四运动时期，诗人十五、六岁，其新体诗写作，始于此时，一随新文化运动同发展。其在北京大学本科入德文系，则在十九岁(一九二三)。其时《新青年》和《新教育》两杂志风靡全国，鲁迅之写小说也盛于此时。求新学自然当学外国语，一般只是英语和法语，先于此期是日语，后于此期方是德语。凡深造的机会，是往其所学习的语文之国。时潮时变学法语的往法国留学，一时“勤工俭学”运动风靡南北，但后下多归失败。学英语的企慕考清华大学借庚款留美，后下可算成功。学日语的其源更早，多自费，一水之隔，往来方便，闻前在辛亥革命时期，已有一千三百多人。——诗人处于北方，是各派新潮的源头，有所抉择。其时风气已微偏向北欧了，鲁迅兄弟已致力于提倡北欧文学。诗人自然受到影响。其时留学德国还没有官费，或未尝有此远图。其所以独选修德文，乃是步其令叔冯文潜先生的后尘。冯文潜早年是留学德国的，后来是南开大学的名教授。正如蒋复璁之往德国学图书馆学，是其令叔蒋百里先生的指引，蒋百里是军事学家，早年成其学于德国的。

　　于此，往事又当稍回溯：周氏兄弟之提倡北欧文学，尽人皆知是间接取自日本。第一次欧战时北洋政府还闹过“对德宣战”的问题。鲁迅讥笑过“公理战胜”的牌坊。大致第一次欧战德国失败，在中国还有人不忘其科技，工业，医学，以及军事之高明，知道其战争无甚“公理”可说。第二次欧战就不然了。知识分子皆不同情于德国纳粹党之所为，除了罗家伦赶忙促编译馆翻译出《我的奋斗》，在***中又成立了“蓝衣社”，模拟法西斯蒂之所为。这时乃遭鲁迅的呵斥了。但日耳曼这民族的科、技、工、医等，原有其卓立于世界之优点，在中国从初颇享盛誉，一时也难有取代。而留学德国的，从初也是在这些学术范围之内。人数亦复不多。

　　论此少数学工、医、科、技等人物，学成后归国又有其主观条件的限制，即皆属专业，未曾如留学他国者人多，专业人才而外，犹多通才。那么学军事的，回国入军队；学医学的，入医院或单独挂牌行医；学科学的，入实验室；学工技的，入工厂；如此之类，各有其活动范围。较少为普通人所知，不能如学社会科学的人士，以广大社会为其工场，以书籍笔墨纸张为工具，其学较易普及一般民众；尤以入教育界者，可以造就许多后起人士，所以声光较为辉赫。如鲁迅之弃去医学而从事文学，正是看明了这一点。

　　这无形之间，应当成为德国留学的一派了，诚然，但如一盘散沙，没有组织，不能成其为一派，因为人数少，活动范围小，各自奔前程，闻有“留德同学会”，却不闻其有何工作。或者终因人数太少，后来又扩大为“德、奥、瑞同学会”，也寥寥无几人，亦不闻有何工作。在抗战时又合并为“欧美同学会”，在昆明还挂了一招牌，也不闻做了什么事。亦未尝闻开过什么会，发出过什么通报。

　　虽然，没有团结，没有组织，仍不能否定这事实：确有一班曾往德国受过高等教育，有过深造的人，散在各界。没有成派但总有些立身处世之节度，待人接物之作风，或正或反，有形或无形，是受了德国文教之薰陶，亦原本于我国固有的教育，彼此同似，隐约成了一流。这里无庸分判曰清流或浊流，总之是社会上的某一流人物，或可称为中坚分子。其风格一向是崇朴实，不尚华靡；行直道，不尚乖巧；守忠诚，没有变诈；通物理，亦近人情。考其缘由是中国和德国的美德传统，异地同符。以质地论多如浑金璞玉，亦无用于炫耀辉煌。其弊则有不免流于平凡或鄙俗，但鄙俗未尝贻害。当然人生不齐，也有少数不肖分子杂出其间，在教育界打着“蔡先生”(孑民)的旗帜，纵横捭阖，后来多作了大官。其官运固然亨通，但在南方多诋为“学阀”。则可算“异人”了，于古当属纵横家者流。但究竟其中还没有出汉奸或“财阀”，不妨稍作平恕之论。至若这一流中坚人物，仍当属古之儒家，还有点近于“逸民”，未尝作官，终其身为学者，亦非全然默默无闻，似乎皆能守其专长，深造自得，亦复乐天知命。计自抗日战争时止，可推宗白华，陈寅恪，冯文潜，张贵永，赵伯昂……诸学者。另外还有短期往德国“取经”的，如成仿吾，朱自清，贺麟，李石岑……诸人物，尚不在此列。

　　能保持本国传统美德，又能挹取德国文教之菁华，治学深固，成就大，事功圆满者，本世纪中，冯至算得一个。于此推其当入儒家者流者，还有一义，因其言行中，绝无任何佛教，道教，或耶教，或道学家的点染。毕生诲人不倦，直到门墙桃李满天下，一贯是传统儒家精神。自知或不自知其品德已甚崇高，人望亦复增上。凡人稍与接触，即感觉其学养深纯，温和，诚笃。这些风度在其他学者可见，但冯至不单是学者亦是诗人。闻其新诗创作，中间灵气回旋，甚为时人所爱读。其诗好由于性情真。诗人是性情中人，其于朋友，也是以真性情相见。从来没有机械之事。

　　观其平生的文学创作，实很丰富了。其“主要著译目录”，不见于周棉所撰之《传》，而见于《冯至学术精华录》，收入鲍霁所编《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名家自选学术精华丛书》为第二种(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八)。这书他曾赠我一本，不知为何他说自己对这本书颇不满意。或者是谦虚之辞。稍前则有《冯至选集》，分二卷，第一卷包括诗，梦幻剧，历史故事；第二卷收录散文，杂文，文艺杂论，凡五辑。(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五)——这两种皆可供读者赏析。至若我个人所特别欣赏的，多在他的短篇和中篇散文。叙事抒情多明漪芊绵，沉着闲雅，与古文章家欧阳修为近。读之使人感发，往往恻然有隐。在其去世前半年还写了几篇回忆录，发表于上海《文汇报》之《读书周报》，这些，或者还有其他散文，为上述两种所未能收，将来希望能有结集出版。——又还有一《冯至生平著作一览表》，见于其亲自题签的《十四行集》德文翻译华文对照本，是一九八三年他在北京德国使馆受勋时分赠。似乎在国内流行不广，不知为什么他对这本书的译文又不满意，这是他亲自向我说的。我也检校过其译文，觉得没有什么大差距，仍可算正确译本。严格言之任何诗皆是不能用另一种文字或文体传达的，其不满也无足怪。当然原作之所诉与者本非西人，但他的作品时表一种广大的世界观，诉与者是大众或可说全人类，他自己一向明显有此自觉，因为寻常所治之学，属于西方，未曾严格存东洋西洋界画的成见。

　　推原言之，这仍是儒家精神，总有“放诸四海而皆准”之意。这便非一般雕章琢句的旧诗人可比了。惜乎其在旧体诗的写作比较少，其研究却又很深。写作少自然机杼欠熟，许多情意未能表达出来，感到声韵格律等的桎梏；以同时代的一位旧体诗人如沈尹默相比，未能有其名篇佳句在青年中传诵一时。或者在沈尹默的作品中，世界观的表现又较少了。

　　冯至对于旧诗的研究深，则可见于其所著《杜甫传》。《杜甫传》是一本近代不可多得的书。看来至少费时三年，取材广博，而力求出之简洁，引录不多，已将杜诗之菁华及其时代社会背景完全摄入了。这作风是取法西儒，如他的老师宫多尔夫之写歌德。但冯著之本旨，亦有在于揭出唐代社会的真实面，如杜甫所写，即所以映现在当时***治下人民的牺牲痛苦为何如。——正如陈援庵先生撰《清初僧诤记》，乃有感于当时***中人明争暗斗而为；是同一动机。——其处理材料，是合乎科学的。没有什么“想当然耳”之事。如郭沫若之写杜甫之死，乃由于食腐牛肉中毒云云，竟是臆断了。可以说郭著《李白与杜甫》一书，主旨另有所在，性质完全不同，不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