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之书籍，莫厄于秦，莫富于隋唐”（《宋史艺文志》，中华书局，l977）。隋唐藏书虽在宋代以前称富，但官方的晒书之举却少见于史料。国家图书的掌管历来由秘书省负责，唐代至武则天“光宅元年九月五日改（秘书省）为麟台”（《唐会要秘书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从现有史料可知，晒书被官方重视的时代始于宋代，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曝书会”。而曝书会“依麟台故事”而举行（宋陈骏《南宋馆阁录》卷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那么由此上推，唐代应该有曝书之事。有关宋代曝书会的情况，宋人的笔记中已有记载，宋蔡绦《铁围山丛谈》卷1云：“秘书省岁曝书则有会，号曰曝书会，侍从皆集，以爵为位叙。元丰中鲁公为中书舍人，叔父文正公为给事中，时青琐班在紫微上，文正公谓馆阁曝书会，非朝廷燕设也，愿以兄弟为次，遂坐鲁公下。是后成故事世以为荣。”（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另据南宋洪迈《容斋四笔》、南宋陈骥《南宋馆阁录》和南宋逸名《南宋馆阁续录》等书记载，宋高宗绍兴、宋孝宗淳熙以及宋宁宗庆元年间都有“曝书会”这样的文化活动。综合起来看宋代曝书会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情况：其一，由掌管图书的秘书省主持，由临安府具体承办。其二曝书会的时间多在七月五、六、七三日。但真正的晒书时间有时拖得很长，如绍兴十四年五月七日，用秘书郎张阐的建议：“本省年例人夏曝晒书籍，自五月一日为始，至七月一日止。”时间之长达两月之久。其三每年拨给专款，金额从三百贯到一千贯不等。其四参与者有身份限制，但一般都不会完全相同。如绍兴十三年（1143）要求侍从、台谏、正言以上及前馆职、贴职皆赴；而淳熙五年（1178）N要求侍从、给舍、台谏、正言以上及馆职、前馆职、帖职、寄职，赴坐者四十八人；淳熙十一年则有侍从、台谏、两省官、前馆职官并合预坐。其五与会者的名单要刻石留念。由“两渐转运司计置碑石，刊予会者名衔”，秘书省所设房舍之“拜阁待班之所”，“内设金漆椅、桌四，外设青布缘荻帘。后有便道通史院，内藏绍兴十六年、十七年、二十九年、三十年曝书会，乾道九年丞相齐国公群玉题名石刻在焉”（《南宋馆阁录省舍》）都是明证。其六会期安排酒食宴会并有赏赐。如“国朝儒馆，仍唐制，有四：曰昭文馆，曰史馆，曰集贤院，曰秘阁。……地望清切，非名流不得处……至崇宁、政、宣以处大臣子弟姻戚，其滥及于钱谷文俗吏，士大夫不复贵重。然除此职者必诣馆下拜阁，乃具盛筵，邀见在三馆者宴集，秋日暴（曝）书宴皆得预席”（宋洪迈《容斋四笔卷第一三馆秘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618—619页）。绍兴二十九年闰六月的曝书会“早食五品，午会茶果，晚食七品。分送书籍《太平广记》、《春秋左氏传》各一部，《秘阁》、《石渠》碑二本，不至者亦送”。其七需要曝晒的内容很多，涉及图画、古器、琴砚等物，大致情况如下：“是日，秘阁下设方桌，列御书图画。东壁第一行古器，第二、第三行图画，第四行名贤墨迹，西壁亦如之；东南壁设祖宗御书，西南壁亦如之。御屏后设古器琴砚。道山尚堂并后轩、着庭皆设图画。开经史子集库、续搜访库，分吏人守视。”从相关史料南宋多于北宋的事实来看，似乎南宋比北宋更重视晒书。何以如此？其中原因主要是南宋都城杭州地处东南，潮气很重，晒书在当地历来是一种习惯性的活动，官方亦然。宋代如此元代也同样有晒书之事。如元王士点撰《秘书监志》有相关的记载：“至元十五年（1278）五月十一日，秘书监照得：本监应有书画图籍等物，须要依时正官监视，子（仔）细点检曝晒，不致虫伤渑变损坏外，据回回文书就便北台内，令鄂都玛勒一同检觑曝晒。”（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明代时官方藏书的管理至呈松弛之势。弘治、正德时，皇室的藏书已到了“阁臣词臣，俱无人问及，渐以散佚”的境地，对此清代学者朱彝尊曾指出：“考唐宋元藏书咸极其慎重，献书有赉，储书有库，勘书有员，曝书有会。至明以百万卷秘书，顾责之典籍一官守视，其人皆赀生，不知爱重……百年之后无完书矣。迄万历乙巳……校理遗籍，惟地志仅存，经典散失，寥寥无几……有识者惟有抚卷浩叹而已。”（《经义考》卷294，《万历重编内阁书目》按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其实明代不少有识之士注意到这一严重现象，提出了搜集图书和整理藏书的建议，如弘治年间大学士邱溶一再呼吁恢复宋代仲夏曝书之例，以便保存好图书。邱溶的上疏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建议，明孝宗也表示赞同，可惜最后并未付诸实施。这恐怕也是导致明代图书散佚的因素之一。清代入关以前建都盛京（今沈阳），入关迁都北京后，盛京作为陪都仍然藏有许多典籍，晾晒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沿用：“盛京内务府尊藏典训、宗器，二百馀年，宝守维谨，屡有增加。……敬典阁上层供奉九代圣容，凡九箱；《行乐图》四箱，每岁春秋二分由陪京大臣恭晾。”（清钟琦《皇朝琐屑录》卷4，《中国野史集成续编》第27册，巴蜀书社，2000，363页）文渊阁是明清时期官府重要的藏书之所，其中藏书的管理相对来说比较完善。清代特设文渊阁职，大致相当于前代的秘书省，其中有文渊阁直阁事，共有满汉六人，是具体事务的负责人：“掌典守厘辑之事，以时与校理轮番入直。凡春秋曝书则董率而经理之。”（《历代职官表》卷2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清代前期官府藏书制度健全、管理到位，为当时蓬勃兴旺的图书编纂事业带来了极为良好的先决条件。文渊阁的藏书管理到清代中期及以后则大不如前，尽管晒书制度犹存，但晒书之日往往就是图书被盗之时，“清初武英殿版书籍，精妙迈前代。版片皆存贮殿旁空屋中，积年既欠，不常印刷，遂为人盗卖无数。……文渊阁每年伏日例日晒书一次，十馀日而毕。直阁学士并不亲自监视，委之供事下役等，故每晒一次，必盗一次。亦有学士自盗者，惟所盗皆零本，若大部数十本者，不能盗也。究其弊皆以国为私之病。不公诸民而私诸官，不知官流转无定者也，民则土著占籍累世不迁者也。观东西洋各国博物院藏书楼等，皆地方绅士管理之，不经官吏之手，故保存永久焉”（坐观老人《武英殿版之遭劫》，《清代野记》卷中，巴蜀书社，1988，102页）。原本通过晒书来进行维护的善本书籍，却被某些“以国为私”的官吏、学士趁机盗取，从而会导致图书的散佚。由此看来．晒书存在利和弊，其根源不在于晒书制度，而是在于晒书之人。